落实“安全生产月” 南航新疆货运安检站规范工作流程

（4）决策者代表的公共理性也是一种公民理性。

事前监管着重完善新增审批事项的监督机制。总的来看，当前行政审批制度仍存在影响或迟滞企业申请开办、项目审批提速、群众办事方便的一些问题。

作为规范审批权力，提供无差别、高品质审批服务的途径，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既是对持续3年多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延续，也是在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次上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的有力保障。按照谁行使、谁清理的原则，对现有行政审批权力事项进行再梳理，提出取消、转移、下放、整合、保留等清理意见。其次，严格依法对行政审批权力事项进行核定，对每个审批事项进行编码，为每个审批事项编制一个身份信息，以标准化、规范化的方式表述审批事项的类别、名称、实施机关、共同实施机关、实施依据、实施对象、办理时限、办理流程、收费依据和标准、服务方式、相对人权利、监督投诉途径等，形成规范、清晰的审批事项详细清单。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行政审批标准化明确为优化政府服务的重要一环。其次，推行审批窗口办公的标准化建设，现场管理要力求精细。

以高效的服务中心优化行政审批组织标准化。事后监管着重建立考核追究机制。  五、结语：走向多元的信息公开 瑞典信息公开原则自1766年诞生200年后，世界上第二部具有代表性的《信息公开法》才于1966年在美国诞生。

瑞典区分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法和不具有宪法地位的一般法。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颁布信息公开立法的因素很多，例如国际的压力、宪法权利的要求、信息革命的影响，当然也有特定事件或事项的推动，例如反腐败和环境信息的公开等。[26]吕特根本人对于丹麦的书报审查制度非常不满，他编辑这些片段的目的是要在丹麦促进著作自由（丹麦于1770年颁布了《出版自由法》），而完全无视中国历史上大量存在的相反例证。[24]该报告题献给当时的王储，也就是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（讽刺的是正是后者于1772年发动政变，废除了《出版自由法》）。

这一权利包括所有文件和议事录，只有资政院和国王处理内阁事项的议事录、中央银行和大法官处理事项的命令和议事录例外。即便中国皇帝拥有绝对权力，仍然会遵守著作自由的法律，听取人民的声音，而不认为这会侵犯自己的权威。

2009年《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》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所有关于保密的操作规范汇编为一部法律，即由议会法律规定所有应该予以保密的情形，而政府不得规定什么文件应该保密。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尽善尽美的，主题和篇幅所限，这里不再细述。尽管如此，1766年条例仍然具有基本法的地位，因此下文将统一称作《出版自由法》。刚开始时四个等级都参与其中，但后来农民就很少参与了。

有鉴于此，到1844年，政府撤销出版许可的权力被废除了，这是1812年《出版自由条例》在百多年中唯一的重大制度变化。其他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，反对秘密委员会。为了暴露对手的错误与违法行为，就需要将文件发表。同时，《出版自由法》通过的时机恰好是专制力量遭到削弱的自由年代，而议会政治使得秘密政治的传统无法再维系，因而信息公开原则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。

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，信息公开对现代民主社会公共辩论的价值就打了折扣。这种最大化的模式即不仅强调通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度，从而控制权力的行使，还在于其目的超越了权力控制，试图使民众更全面地认识社会，知情地参与民主政治。

在19世纪，由于瑞典与俄国关系紧张，因此外交和军事秘密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。信息公开原则对瑞典的政治清廉、民主制度与公共福祉贡献良多，已经成为瑞典的自豪与政治名片，堪称政治文化版图的北欧模式。

结果最终的档案十分干净，导致公众和研究者都无法了解决策的实际过程。那么，何以有这种安排？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。由于紧张的外交关系，出版自由受到了许多限制，该法强化了审查制度，规定国王不受任何批评。1766年《出版自由法》的通过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，是议会政治的结果，既有斗争，亦有妥协。即便在2001年9.11事件后，这一世界性的趋势也没有停止。注释: [1] 具有代表的性是冯军：《瑞典新闻出版自由与信息公开制度论要》，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03年冬季号，第492-505页。

在大选时，选民可以驳回所提出的修正。所以在宪法地位巩固的同时，具体制度也逐步完善。

在19世纪，瑞典代表自由和进步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，出版自由成为针对国王和政府的主要战斗领域之一。该法第二章基本权利与自由第1节意见自由第1条规定：所有人针对公共机构都有权要求信息公开：获取信息并以其他方式知悉他人的言论。

公共领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：[29]首先，公共领域信奉理性的最高地位，而非言论者的权威或身份，具有包容性因而也是平等的，普通公众可以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。1949年《出版自由法》刻意保留传统的名称，即是为了将其脉络回溯至1766年的法律。

根据1812年的《出版自由条例》，涉及外交政策、军事和特定的经济问题需要保密。[14] 1766年《出版自由法》的主要推手安德斯.楚登涅斯是一位牧师。一个是，《出版自由法》的支持者曾希望将以前所有记录都予以公开，通过披露特权阶层的违法乱纪达到羞辱与惩罚他们的目的，但遭到了贵族的激烈反对。损害的风险有两种表达形式：（1）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不会造成损害，那么文件就应该保密（Adverse Harm Test）。

强制指令要求等级会议的代表根据选区的指示行事。当时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以保守著称，依靠贵族的力量进行统治。

1770-1779年代斯德哥尔摩和各省的报纸数量新增82家，而到了1800-1809年代，则只有23家。诺登克兰茨在向瑞典等级会议代表散发的700页备忘录中，再次以《京报》作为例证。

后者代表的主要是农民和边远地区的利益，主张重农主义和经济自由，废除少数城镇所享有的外贸仓储权（Stapelrecht）。楚登涅斯无论在经济政策还是出版自由方面，同样以中国为例。

公文是一种现代的译法，在15世纪时，国家文件被认为属于王室财产，因此具有私人性质，是否公开与发布当然取决于国王的意愿。在此过程中，在诸如透明、问责、善治等更华丽的修辞之下，信息公开更加基础性的民主价值被有意或无意地淹没了。臣民则相应地拥有出版的权利、信息交换的权利（第5-9条）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让所有人知道社会的状况，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，否则就配不上自由的名字。

密尔顿认为出版自由更有利于追求真理：如果怀疑真理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和查禁，那就是伤害了真理。不过，限制公开的例外需根据个案加以裁断。

1765-66年的等级会议成立了出版自由委员会，楚登涅斯作为僧侣阶层的代表参加了该委员会，在政治派别上属于尖帽派。否则也就没有独立规定的必要。

（二）启蒙时代的思想渊源 1766年《出版自由法》的通过是现实政治的结果，而非从某一个抽象原则出发加以演绎，但其基本理念与通行于欧洲知识界的观念并无二致。瑞典的法律采取的是以公开为原则，以保密为例外的模式。